父亲也有七兄妹，五男两女，他排行老三，老四从小给过继给别人当儿子，其他且按下不提。父亲勤奋读书至师范，是他们兄妹中文化最高的一个。他热爱文艺，会画画，并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和吹得一口好口琴，所以性格有些浪漫。父亲年轻时即解放初，曾在邻乡税务所工作，后回到本镇当过教师，现在他的学生有些还健在。后来，父亲竟从事裁缝工作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多年，我们七兄妹也先后出生了。

父母亲日夜工作，做一件衣服得五毛钱自己实得三毛。不管多勤俭，也只能够养活全家，没什么余钱。所以，在我十五岁以前，是不能用上牙膏的。三年自然灾害（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）没有多少人做衣服，车缝社的职工可以出去另觅活路。从车缝社出来以后，父亲搞过修理，摆过茶水摊，甚至下河抓鱼。总之，为了生活，父亲拼命地工作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段时间母亲病倒了，要吃药，又要花钱，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父亲一人肩上。父亲即使再怎么努力赚钱，也还是解决不了温饱。

一次父亲无奈地对我说：“我每月赚的钱仅够买米，你是老大，能否去摸些鱼虾回来加菜……”望着父亲凹陷的眼眶，皮包骨的身子，我没什么可推的，经常和本街的阿木（已故）去抓鱼。有时捉得些细鱼小虾回来，都没有油来煎，只好放些盐，用水煮来吃。当然，这都是放假才能做的事，上学时，万万不能去抓鱼的。

后来，二弟也一起去抓鱼。我们都很乐意干这活，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童趣吧！记得有次，我们去水库尾的拱桥放网捉鱼，我和二弟两人守了一夜，捉到了三十多斤鱼。父亲一早就从几公里的家赶来，要拿鱼回去卖掉买米，我们急忙把鱼倒给父亲，并帮忙装好。待父亲走后，我们吃了父亲给我们带来的早餐，想到要父亲给我们三毛钱傍身最好，但我们始终没向父亲开口，因为三毛钱能买两斤的粮所米呢。那年，我十七岁，弟十四岁。

那个年头，无论生活多艰苦，父亲宁可自己少吃点少用些，也要顾着全家。记得二弟两三岁时患了百日咳，一连三个多月，他长长短短的咳嗽声把整条街的人都惊呆了……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买回止咳糖浆给他吃。待二弟病好，止咳糖浆的空瓶已装满两箩筐……五妹得了瘦病，瘦得屁股的皮都可以折起来，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，我在邻乡二中读书回来见到此景，眼泪止不住刷刷地流下。父亲却安慰我说，不怕，爸会医好妹妹的。对母亲的病，父亲更是关心得无微不至。每天父亲必定想办法买一二两猪肉给母亲吃。我们望着这一小碗的猪肉吞口水，却不能去动，只能等到母亲分给一小丁肉时，我们才能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而这时，父亲才用些肉汤搅入自己碗里吃起来。在父亲精心的呵护下，经过十多年的调理，母亲慢慢地好了起来。后来，父亲又带领全家开荒种菜、养兔等。望着骨瘦如柴的父亲，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水，自己更是拼命地工作，病了，吃片药，喝些水，又继续做衣服……

这样的日子一晃来到了文革初期。当时父亲是车缝社的会计，他和主任两人都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。一天晚饭后，造反派又来批斗父亲。我、二弟、舅舅及文家庄的文路在旁观看。看到造反派要动粗，文路大叫一声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！”造反派愣了一下，父亲趁机大喊：“和你们到派出所去讲理！”这才救了父亲一命，才有以后八十二岁的寿命呀！

我们永远感谢文路（现在还健在）！

约一年后，这个造反派的小头目的家庭也出现了变故。消息传来，母亲吃惊地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个上午，父亲却什么都没说，也不让我们说什么。

一九六八年一月，我结婚了，新蚊帐是母亲去凤村姑婆处借来的，婚后一个月还给人家，自己又得挂上旧蚊帐。我什么没说，我是长子，得顾大局。半年后，父亲分家给我另吃。当时，父亲送给我一个两元钱的红包，面带歉意地说：“后面还有一堆弟妹呢……”我也没什么好怨言的。年尾，我大女儿出生了。

一九七零年，我和二弟、三妹到邻乡插队。父亲去了枝柳铁路做车衣工。记得一年后，父亲写信给我，希望我们全家写封信给他，也希望用小孙女的口气写封信给他，意思是全家人支持他在枝柳工作，并准备把信公开。我回答他不要太浪漫了，不要学人家，自己有自己的，保重身体，多挣钱才是真的。父亲后来再也不说什么了。再以后，四弟、五妹也去了农村插队，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，突然冷清了下来。

几年后，二弟、三妹安排到农场工作。一九七九年，我和四弟安排到供销系统工作，五妹回城，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安稳了。母亲不断地烧香拜佛：“感谢共产党，感谢共产党呀！”

后来父亲的车缝社再也维持不下去了，他就改行做冰室、杂货的生意。父亲一下子见挣的钱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，像总结什么似的对我们说：“看来，还是做生意的好呀！”父亲的脸色好多了，眼睛也亮多了，腰板也直多了。

一九九三年，我开始走上领导岗位，当上镇供销社主任，后又调到市工业品公司，父亲仍然经营冰室和杂货。二零零零年春节，父亲不小心跌伤脚，我突然意识到：父亲老了，七十三岁的老人了，应该休息了。我马上叫父亲不干了，回来跟我一起吃，由大家负责父母亲的伙食费。如此又过了九年。

一天，上小学的双胞胎外孙放午饭回到我家，他们去叫父亲吃饭，不见回应，吓得对我说：“外太公不应人，一动也不动睡着了。”我急忙走过去看，只见父亲安详地闭着眼睛，身上的被子也盖得好好的。我叫了多声不见回应，意识到父亲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那是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。后来，操办父亲的后事，摆了四十多桌酒席。

父亲走了，走得很平静，很自然，无牵无挂。

父亲平淡得就像一颗水珠，为了养活一家，坚强得没生过一次象样的病，生活简朴得没有一台象样的电视机，从来不乱和别人到外面吃一餐，永远抽着纸卷的香烟。父亲从来不给别人找麻烦，直到逝世的那一刻，甚至连安葬他自己的坟地，都是生前自己找好的，不花一分钱，不请风水先生看。

父亲就是这么一粒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水珠，经太阳一晒，蒸发了，回归到大自然。

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，怀念那些在艰苦岁月里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父亲们！